2003年3月，我93岁的祖母溘然长逝。

　　在她不多的遗物中，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英勇威武的年轻军人，那是我的祖父，抗日烈士宋振坤。

　　我祖父是在抗日前线牺牲的，具体年月和具体战役不详，据说在获悉阵亡通知时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。就连部队的具体番号都不清楚，只知道他是吕正操部警备旅三团的一名营级军官。

　　我一直在考证我的祖父是在哪个部队，但即使在信息时代仍然不得要领，他不是大人物，没有去考证这段历史。吕正操是张学良的旧部属（吕曾是张的副官）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，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下被大量消耗和分化瓦解，时任国民党53军130师691团团长的吕正操于1937年10月14日在冀中小樵镇宣布起义，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，吕正操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。我祖父所在的“警备旅三团”应该是在八路军里面的编制，因为吕正操在国民党东北军时，他不过是个团长，手下不会有一个警备旅。

　　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吕正操担任多年铁道部长。后来我的父亲考入铁路学校并在铁路系统参加工作，我想我父亲进入铁路的这个情结，和吕正操当铁道部长是有关系的，那是他父亲的老上级。

　　我的老家正是在冀中平原（《地道战》和《敌后武工队》的发生地）。既然已经知道我的祖父是吕正操的部下，从照片上的服装上看，那显然不是八路军第三纵队的服装（八路军没有领章），我推测我的祖父是跟着吕正操从东北军过来的。如果我的判断没错，那么，我祖父留下的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七七事变以前所拍摄的。吕正操和张学良都是东北辽宁人，而且，在翻了一些资料后证实，吕正操的691团大部分官兵和他本人确实都是东北人，是在中央政府的“不抵抗”政策下含恨撤到关内的，这更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因此，或许我身上也有着东北人的血统，难怪会生得如此魁梧。

　　通过史料我还发现，促成吕正操脱离53军最终决心的，应该是1937年9月15日至10月10日的作战。9月15日，691团在永清县境内永定河右岸与日军交火，吕正操下令死守阵地，全团官兵异常英勇，三营主阵地上营长、营副、连长、排长悉数牺牲，而同在阵地的692团和53军却全部撤退，弃691团于不顾。10月10日，691团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士气大振。当天晚上一营在梅花镇被日军团团包围，53军却全线撤退，军、师、旅长竟分别打电报让吕正操丢掉一营，随军而撤。怒不可遏的吕正操违反军令，率部接应一营突出日军重围，朝着53军撤退的相反方向挥师北上，进入距卢沟桥不过数百里之遥的晋县小樵镇，10月14日宣布脱离53军投奔共产党。从此，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，那时距七七事变仅过了三个月。那些吕正操带到冀中的东北人，本已国破家亡，流落关内，因此抗日情绪很高，跟日本人打起仗来是不要命的。

　　我回河北省老家探望祖母时，特地到当地的烈士陵园去祭奠我的祖父，烈士陵园的名字正是冀中名将吕正操题写的。烈士陵园里的石碑上刻着很多阵亡烈士的名字，我找到了我的祖父——宋振坤。

　　这里铭刻着的仅仅是一个县的烈士，密密麻麻就有成千上万，那么全中国又有多少人为了抗击倭寇而献出生命！站在纪念碑前凭吊历史，我彷佛看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，那是抗日战争的影子。我不用再费笔墨去描述，那段历史已经用很多形式记载下来，可惜新一代人对那段历史了解得越来越少，对日本和日本人也越来越“亲善”，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。

　　我祖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也许“山河破碎”和“民族屈辱”在她心里并没有什么概念，然而战争给她带来的巨大伤害，却是那么直接和具体。用不着向她宣传什么，她仇恨日本的情绪是非常自然的，毫无政治化的，因为她的丈夫是日本人打死的。所以，她决不会在日本人来中国种什么友谊树时回报好脸色，她不是政治家，不理解战争与和平，她的价值观只停留在“杀人要偿命”那个层面上，我们这些后代根本不能指望她能接受“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”的鬼话而放弃仇恨。

　　尽管按照烈属的待遇，我祖母由当地政府奉养，但是，那并不能摆脱她的痛苦，尽管她一直坚信为国捐躯是光荣的，但是我相信她心里并不快乐。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，还有什么灾难能比失去丈夫更大呢？她从抗战直到去世一直守寡，含辛茹苦地养儿育女，“幸福”这两个字对她来说，既不是人民公社保证的口粮和生产队白送的工分，也不是过年过节按照优抚政策发的礼品。我能理解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妇女的情感，这也是我仇恨日本的思想基础，因为日本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国仇，还有家恨。